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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30人论坛2020年会聚焦(一):如何推动中国ESG创新发展

发布时间:2020-11-22 18:53:51 已有: 人阅读

  疫情极大激励了ESG市场发展。包括资管机构、基金会、NGO在内,越来越多主体投身于中国ESG实践。有哪些创新?成效如何?下一步如何着力?

  ESG30人是国内首个聚焦ESG(Environment,Social Responsibility,Corporate Governance,即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前沿资讯和专业观点的作者平台,汇集政府监管、研究咨询和商业机构的国内外ESG领域专家,分享ESG领域专家观点,包括ESG国际发展趋势、政策及政策解读、专项议题研究、实践案例等内容。ESG30人论坛为非官方、非营利性专业平台,主要宗旨为推动中国ESG的发展。

  【财新网】(作者 段靖宇)11月15日,第11届财新峰会分论坛“中国ESG30人论坛2020年会”在北京举办。论坛聚焦中国ESG的创新发展。在“可持续发展与ESG实践”专题讨论中,来自公益组织、投资机构、第三方机构、学术界的多位嘉宾,就疫情暴发以来ESG和影响力投资的发展趋势、ESG实践成效,以及如何通过股东参与、建立有效信息披露机制等方式推动中国ESG发展,如何形成跨界合力等重要议题,展开了深度讨论。

  福特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高倩倩表示,ESG投资不是一个新概念,但由于气候变化、新冠疫情等带来不断扩大的毁坏性社会经济影响,现在ESG投资的概念更靠近主流。全世界需要在投资标准方面共同努力,在财务回报与环境、社会、治理的影响之间取得平衡。

  高倩倩介绍了福特基金会的两项创新。一是使命相关投资MRI(mission-related investment)。过去福特基金会每年拿出5%的资产作为基金会支出,履行社会责任,剩下95%则仍然按照收益最大化原则做财务投资,“可能5%的资金和95%的钱,使命有一定冲突。福特基金会的使命是解决不平等,但同时另外那部分资金又在制造不平等”。2017年,福特基金会理事会决定,从130亿美元的本金中拿出10亿美金用于使命相关投资。

  高倩倩表示,MRI基金虽然仍然考虑财务回报,但会接受更低的回报率,把社会回报作为第一要务。MRI基金的目标投资回报率为7%-9%左右,迄今为止,MRI基金在美国最大的投资与解决低收入人群住房有关。

  今年新冠疫情发生后,福特基金会又成功发行了10亿美元的社会债券,支持全球受到经济冲击的公益机构,开创了美国基金会首次在国内市场发行贴标社会债券的历史。

  关于中国在ESG投资方面的进展和贡献,高倩倩表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基金提供者,全球银行向新兴市场提供的中有四分之一来自中国,毫无疑问,中国在发展性金融和投资的治理和实践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福特基金会在中国的工作将集中于资助支持中国可持续金融政策和实践的工作,使金融成为减少不平等的工具。借力资本,创造持久的社会影响。

  著名资管公司富达国际全球企业治理与可持续投资主管陈振辉则表示,“疫情极大地促进了ESG的发展”,不光是资管机构,政府的可持续投资观念也因为这样的危机变得更加积极。

  根据富达国际的一项调查,有清晰的证据证明,ESG评级比较高的公司,在表现、财务回报也比较好,“这是一种非常清晰的线性关系”。陈振辉指出,这是因为ESG评级正在从根本上提高管理团队自身的质量。他们更可能关注长期因素,比如将所有利益相关者纳入考量,这反过来又会使企业更具可持续性和弹性。

  富达国际还在积极践行积极股东策略。陈振辉表示,富达国际意识到,有责任跟企业合作,加强企业治理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在中国,我们也要让董监高团队真正负起责任来,一起将ESG的理念变成实践,转变成更加绿色的发展模式。

  他还认为,ESG实践的质量,实际上比ESG披露的质量提升要快。中国公司的ESG评级比全球公司低,主要原因是中国公司现在还没有披露、尤其是没有按照第三方机构的模版披露相关信息。一旦这么做,评级就有可能提升。

  禹闳资本则是中国影响力投资的先行者。禹闳资本创始合伙人唐荣汉认为,在影响力投资成为热点的背景下,影响力投资的边界在哪里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

  他认为,影响力投资的初心是要用金融和商业的手段,规模化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近几年来,国际上大多数影响力投资机构都是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指引,确定影响力主题开展投资活动。以星巴克为例,尽管近些年星巴克在社会责任方面做得很好,如实行道德采购和绿色零售、采用可降解的材料、支持咖啡小农、购买绿色能等等,但是如果星巴克的主营产品和服务并未有助于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并且其创造的社会价值不是正向的、可度量的,这类企业的投资则不应当被认为是影响力投资。

  此外,被称为“资本向善”的影响力投资是否应当“为情怀买单”?唐荣汉表示,影响力投资是否要“为情怀买单”,除投资能力外,主要取决于投资人和投资机构本身的意愿和定位。他援引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GIIN)的最新报告称,全球有66%的影响力投资机构定位于追求正常的财务收益,这一类股权类影响力投资在新兴市场投资的年平均回报率为18%,不低于股权类基金回报的中位数;而定位于影响力优先的投资机构的年平均回报率是11%。

  从禹闳资本既往实践看,影响力驱动型项目退出的平均回报并不低于早期其他项目的投资收益率。唐荣汉表示,这主要是因为一开始就定位于追求正常的财务回报,并且在选择项目时,特别关注其商业模式是否存有财务回报与影响力产出之间的正向协同效应、而非互相抵让关系。他认为,存在正向协同效应的项目,通常会更有利于保障其社会使命不发生偏移。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副院长钱小军表示,资本市场对企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它是杠杆、是指挥棒。影响力、负责任投资不仅仅是投资理念、投资策略,更是价值观和发展观,是改善和提高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的一种新的发展动力,必然有助于解决环境、社会、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扩大企业成长空间,提高企业的未来价值。

  近期主席在联合国会议宣布,中国将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与会嘉宾均认为,这将极大地开辟中国ESG发展的空间。不过,在经济转型和环境信息披露等ESG基础建设方面,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创始人、主任马军表示,中国要想达到碳中和比其他发达国家要更难一些。他指出,“十四五”高碳的发展冲动还是非常大,2018年中国碳排放量达到100亿吨,约占全球的28%。因此必须要进一步地去推动,“十四五”规划鲜明地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峰。

  关于企业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马军指出,信息披露是构建ESG评价体系的重要举措。《落实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分工方案》明确提出,我国要分步骤建立强制性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的制度。

  “PE和多家机构都在梳理‘三步走’走到了哪里,目前相当多企业做到了披露重点排污单位的相关信息,但依然有相当一些较为严重的违规、处罚没有有效披露出来。”马军认为,需要新的技术和第三方的数据协助。

  马军表示,IPE在大量环境数据基础上开发了动态评级工具,这些工具应用于包括国有大型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绿色信贷方面。例如,今年疫情期间,帮助邮储银行梳理数以万计的企业,深度融合到邮储银行的信用风险监控系统评级中,“识别风险不仅是为了规避它,而是要大力服务于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服务于普惠金融、绿色投融资”。

  唐荣汉表示,基础建设的三个方面比较重要:第一要进一步统一认识,凝聚共识;第二是要开发适应中国市场的影响力投资度量和管理工具,而且要开发一些数据支撑的体系;第三是要设立专业性的行业组织,推动行业治理和诚信建设。

  高倩倩认为,福特基金会在美国取得成功离不开法律法规的帮助。每个国家都应该考虑,有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可以激励和支持ESG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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